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自2013年起多年持续负增长，给总体经济增速加了一股下滑的压力。能够部分对冲增长下滑压力的举措有二，其一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，其二是提高劳动力质量。而要提高劳动力质量，除了需要不断提高大中城市的初等、中等和高等教育包括职业教育的质量，还需要想办法提高众多农村与小城镇教育的质量。
2300多年前的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已经认识到：“对年轻人的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根基。”中国的先贤孔夫子不仅论述了教育的重要性，而且身体力行地推动教育。他的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，不仅是对历代学生的勉励，也是对教育工作者的方向性指导。千百年来，贫寒子弟如果有良好教育机会，就能够成为社会栋梁。可惜在亚洲，直到100多年前，接受好的教育也一直是社会中少数人的特权。即便孔子本人相信“有教无类”，也就是说他不排斥普及教育，甚至可能有实行平民教育的激情，但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技术手段，按今天的标准看，孔先生收的学生少得可怜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，普及性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。但教育资源的分配与教育机会公平的愿景还有距离。根据ibet国际集团发布的《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快报》统计，2018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了46135亿元，比上年增长8.39%。诚然，以我国目前的财力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能够连续多年保持在GDP的4％以上，已属不易。与此同时，近年来我国各阶段教育经费投入同比增长，尤其在学前教育领域增幅较大，而资金的落地和成效还不尽如人意。
改革开放40多年来，中国在教育上的一大成就是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。在“量”的基础上，中国政府对义务教育提出了“质”的要求，将“均衡优质发展”作为下一个历史任务。在中国人才战略转型的节点上，着眼于“质变”，义务教育亟待一次深刻的变革。
近年来，在政策、技术与市场的共同推进下，中国在线教育蓬勃发展，互联网流量巨头纷纷做起教育，并开创性地实践了打通线上、线下教育资源的新模式。随着大数据、物联网、AR/VR等新技术层出不穷，传统课堂自理念到过程历经颠覆和嬗变。从MOOC、SPOC到翻转课堂，新技术赋能新模式的探索，并重构教育体验与教学思维。比如，一些基金会就致力于用互联网技术缩短农村与大城市的教育差距。但是，技术革新并不直接带来教育现代化，教育本身的内在逻辑远比技术复杂。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》提出的战略举措之一，是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建立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新机制。中国要发展教育事业仍需不忘“初心”，从“人”出发，遵循人本教育的规律。缺少理念、制度上的原生性变革，新技术和现代化装备之于教育现代化只是隔靴搔痒，治标不治本。
知识鸿沟、技术鸿沟、产业鸿沟，很大程度上源于教育鸿沟。进入互联网时代，数字化浪潮同样席卷了传统课堂。新科技也许能使教育更公平，但也可能使之更不公平。借助互联网和新科技填平教育鸿沟，就需要一场从理念、内容、形式到社会组织的变革，需要在资源分配上向教育贫困地区倾斜。尽管国家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，就农村及其他欠发达地区来说，学前教育仍需填补许多空白。除了生源不足，农村教育苦于资金匮乏、师资短缺、升学率低等问题，在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尾端匍匐前行。
一些教育公益机构因地制宜地摸索新方法，成果喜人。社会公益力量虽然积极参与，但与庞大的需求相比，资金和人力仍然捉襟见肘。或许要在“自上而下”的现行方式以外，引入新的管理模式、新的合作伙伴，整合多边资源，尝试自下而上的原生性组织和变革，才能拓宽社会的教育视野，打开发展契机。而这一系列问题的落脚点，在于明确权责：教育变革和创新由谁来规划、谁来实施、谁来监督和管理。因此，教育改革不是一次单枪匹马的突围，而是一个基于多边“权益”的系列工程。家庭、企业、教育行业等社会各部分都持有“股份”，为国家的人才储备共担责任。我们需要用爱与热情促进教育公平，而它们不单来自于社会公益。社会公平在急速发展的当今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，不仅在物理空间，更是在心理、精神层面起着稳定、提升的作用。而以“人”为本的教育是从源头上保障社会公平、可持续发展的基石。
随着5G时代来临，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技术升级将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，推动社会公平。在可预见的未来，在线教育将和传统课堂共同探索以人为本的教育，为教育事业开辟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（作者系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、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，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“复旦金融评论”，有删改）
作者：魏尚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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